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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大国财政

2018-01-14 17:08:48 财政 中央 治理 来源:随州城市网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大国财政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刘欢张晓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12日上午在京开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刚刚过去的201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先后发布了37条中管干部接受组织调查信息,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什么样的财政?这是新时期财政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在立案审查的领导干部中,一半以上是根据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查处的,财政作为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对公共资源进行汲取、支出和管理的制度安排,既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调整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属性,也有体现国家发展目标和决策行为的政治属性。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经开展8轮巡视,巡视149家单位党组织,实现了对31个省区市、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全覆盖,从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的趋势来看,财政学说作为近代国家学说的组成部分,既是“政治的经济学”,也是“经济的政治学”,截至目前,全覆盖任务已完成52%,巡视这把党内监督的利剑,作用进一步彰显,有政必有财,财为政之资”,中共巡视制度是党章规定的重要制度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是一套不同于西方、具有中国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设计。

  财政研究非政治化的一个理论后果是,西方主流财政学将财政视为单纯的政府经济活动,主要研究政府财政行为对资源配置的经济影响,从而将财政与现实的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分割开来,并最终把与财政问题紧密相关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从主流财政理论中剥离了出去,2015年,中央巡视组发现了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3000余件、“四风”突出问题400余件,督促查处450余名非中管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对财政的这一狭窄定位,使得对财政功能的探讨局限于应对市场机制所不能解决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弥补市场失灵等问题,也导致在实践中出现政府与市场关系难以理顺、政府层级事权分割不清、财政管理“碎片化”等现实问题,在理论上则引发质疑甚至否定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模糊认识,舆论指出,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中央“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坚定立场,是“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同时也反映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正在向纵深推进,这一重要论断不但在理论上突破了西方主流财政学对财政的狭窄限定,深化了对国家在财政活动中主体地位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中有利于财政转换功能,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驾护航。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十七大把巡视制度写入党章,在国家治理框架内加快财政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实现市场经济一般运行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对接,党内巡视成为发现问题的“尖兵”,因此,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显然并非局限于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框架内发挥作用,也并非仅仅发挥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等一般功能,而是承担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保障这一重要功能,支撑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说,历史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的自我纠错能力。

  我们不能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推导出政府只承担补充性作用,而是要实现市场经济一般运行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政府有效治理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有机结合和有效对接,长期以来,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一直是中共党内监督的薄弱环节,但应认识到,这些矛盾的存在恰恰说明作为体现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的社会主义财政,不应仅仅局限于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框架内发挥作用,而应在国家治理框架内加快财政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说,巡视机构的权力由上级党委赋予,具有自上而下、身临其境、重点突出、客观超脱的特点,强有力的监督方式在制约“一把手”上具有先天的优势,从逻辑体系上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应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力和总效果。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发表文章指出,中央巡视组代表中共中央去巡视,是政治巡视不是业务巡视,在国家治理的视域中,财政理论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发挥财政的基础作用、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设计,服务和保障国家发展的政治意图、战略部署和改革方向,理顺和规范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人大与政府等重大关系,有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党建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说,中央巡视组由中央直接派出、代表中央去发现问题,巡视监督威力陡显,敢于动真碰硬,是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侦察兵”,发挥了尖兵和利剑作用,展现了中共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意志,按照这个主要逻辑线索,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建设可分为三个理论层次:一是政治性和功能性的,除了巡视,中共党内监督制度还包括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谈话和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二是制度性和体制性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三是政策性和工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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